为了香料的缘故东方和西方在古代就建立了联系，因为香料在东西方交往的最初时期就出现在了西方，可以有理由推断香料是东西方走到一起的“动因”。然而香料的“外来物”的感觉如此根深蒂固，使得人们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。这也提醒人们，在香料路线上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。

对待外来物的态度，其实正是天下兴衰之映朕。如鲁迅曾说的：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，但魄力究竟雄大，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，或者竟毫未想到，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，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绝不介怀。一到衰弊陵夷之际，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，每遇外国东西，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，推拒，惶恐，退缩，逃避，抖成一团，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，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。”

自汉时海外香料流入中原，历代国人取其所需而用，纵有视其奢靡者，却少有怵其险诈者！直至明代，朱元璋颁布“禁藩香”之令。

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：“甲寅（洪武二十七年）禁民间用番香番货。先是，上以海外诸夷多诈，绝其往来，唯琉球、真腊、暹罗许入贡。而缘海之人，往往私下诸番，贸易香货，因诱蛮夷为盗。命礼部严禁绝之，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。凡番香、番货皆不许贩鬻。其见有者，限以三月销尽。民间祷祀，止用松、、枫、桃诸香，违者罪之。其两广所产香木，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，盖虑其杂市番香，故并及之。”

可见，明之禁香，所禁者乃是外来之香，其根本原因，并非在于认为宋因滥用海外香料过于奢侈而亡国，“覆车之辙不可蹈也”，而在于“海外诸夷多诈”！这正是朱元璋“禁海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明之江山，半是得自蒙古王廷，半是得自南方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汉人势力。建国后，明之主要军力集中于北方边境，与蒙古相峙；又恐陈、张、方余部水师蛰于海外，与诸外番勾结，限于无多余军事力量震摄，索性断绝与海外各国的交往，番香自然受此连累这与明政府对茶的贩鬻之禁正可彼此呼应：明对西部诸番与外番又不同，采取的是拉拢、辖制态度，因“番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则困以病”，所以“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”，“马入中国”，则可用于北方边境，“以制戎狄”。

此外，从“并书名, 不书番香, 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”, “两广所产香木……盖虑其杂市番香”等言辞，可知彼时番香与中土诸香相杂。与杰克特纳所说的西方人“把本地香料也与东方所产混淆”相反，番香在中国已然非常本土化，其“外来物”的身份甚至会被忽略。在番香融入国人生活的过程中，异国文化也与之相伴，融入国人的思想这在最以束缚国民思想、强化专制统治为重的朱元璋而言，自然是无法容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