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时朱元璋为何颁布“禁藩香”之令？

唐人饮茶，水在上，火居中，炭和灰烬属土，炉属金，所煮之茶属木；明人饮茶改作“一瀹便啜”，茶由道而沦为用时人作诗“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它。而今七事都变更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可见茶已脱离雅事之列，而成俗务。

明之前，世人饮茶常伴以葱、姜、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等物，或用龙麝入茶。虽然陆羽嗤之以鼻曰“斯沟渠间弃水耳”，朱权则叱“杂以诸香……不无夺其真味”，然茶与诸物和合生化，调衡阴阳，又因天时地利，及人体质、好恶之异而变，实是人与天地相应的灵动所在。且比之清饮，于人尤有裨益。

唐代苏敬等撰《新修本草》道：“茗，苦荼。作饮加茱萸、葱、姜等良。”明代李《医学入门》亦云：“龙脑属火。世人误以为寒，而不知其性散甚似乎寒耳。《局方》辄用与麝同，为桂、附之助。人身阳易于动，阴易于亏，且诸香属阳，岂有香之甚者而反寒乎！……独行则势弱，佐使则有功，于茶最相宜。”

清饮成风后，李时珍慨叹：“若虚寒及血弱之人，饮之既久，则脾胃恶寒，元气暗损，土不制水，精血潜虚；成痰饮，成痞胀，成痿痹，成黄瘦，成呕逆，成洞泻，成腹痛，成疝瘕，种种内伤，此茶之害也。民生日用，蹈其弊者，往往皆是，而妇妪受害更多，习俗移人，自不觉尔。况真茶既少，杂茶更多，其为患也，又可胜言哉？人有嗜茶成癖者，时时咀啜不止，久而伤营伤精，血不华色，黄瘁痿弱，抱病不悔，尤可叹惋。”

可惜，清饮之盛，非仅关乎奢俭、康病，关键是世人审美与价值观念的转变，人们崇尚“天地之物，各遂其性，莫若叶茶，烹而啜之，以遂其自然之性也。”这真有些像今日单烧沉香之风的愈演愈烈。不可否认，人在单用茶与香时，确实也能感悟到美妙。然而，套用李时珍之言：习俗移人，自不觉沉香之害。况真香既少，杂香更多，其为患也，又可胜言哉？

事实上，朱权之所以在《茶谱》中竭力赞慕朱元璋所倡饮茶方式，很大程度上是寄托了对建文朝起自己于政治上屡屡失意的不满，“非此不足以破孤闷”。后文中，其亦表示“虽世固不可无茶，然茶性凉，不疾者不宜多饮”。又讲熏香茶法：“百花有香者皆可。当花盛开时，以纸糊竹笼两隔，上层置茶，下层置花，宜密封固，经宿开换旧花。如此数日，其茶自有香气可爱。有不用花，用龙脑熏者亦可。 ”

上古，香、乐、舞，皆是贯通天人之介，人们以之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实现“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”的理想。至明清，宫廷雅乐沦为呆板枯燥的仪式，失去活力；生活中，乐舞也大多融入戏曲，独立性表演日渐销匿。而香，更开始失去了“养性”的灵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