刻书与藏书

明代广东的刻书业发展迅速，官府刻书（俗称官刻）、文人刻书（俗称私刻或家刻）、书坊刻书（俗称坊刻）均蔚为大观，且出现了文人刻书向商业书坊发展的趋势。

明代广东藏书家首推丘。丘家贫好学，少年时读书非常困难。后于明景泰年间中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丘出仕之后，为使家乡学子不再无书可读，特地于琼山县学建石室以藏书。丘辞世后，明孝宗特赐图书万卷予石室，以示哀荣。

丘在朝廷供职时，偶然于内府藏书中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几部岭南先贤著作，便精心加以整理汇编，并刊行于世，为岭南文化留下了珍贵史料。

■ 《白沙子八卷》，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高简刻本。

雅集清赏

广东文人有着较强烈的个性，更多地关注到个体精神的独立。比如陈献章“江门学派”论学讲求“自得”，提倡独立思考、大胆质疑。他们同时也有着刚直不阿的风骨，像南园五先生、梁元柱、陈子壮等这些诗人名士，大都有着在朝为官不肯依附权贵而被削职还籍的经历。另一方面，在明季动荡的时局中，他们又萦怀于国事，投笔从戎，乃至以身殉国。

显然，无论是因耿直而不见容于朝廷，还是失意于仕途的攀登，作为一种退守，明代文人结社聚会遂成一时之盛，通过此举，重新构建主流仕途之外的闲逸价值时空。诗人墨客不再是星散孤处，他们声气相求，自然地走到一起，在结社和交游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。岭南文人又因地处偏远，所结之社、所聚之会得以绵延相当长的时间，又保持了相对统一的风格。

雅集与结社

文人间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并非单纯的饭局，他们的聚会称为“雅集”。写诗作为各类雅集上的重头戏，是文人必备的文化素养。文人们还组成各种诗社、吟社，定期集会。春秋暇日，佳节良辰，或聚于名山古刹，或约于园林湖畔，选题分韵，诗酒唱和，这无疑是一场才华与学识的比拼。

写得一手好诗的文人，不单只是在家乡擅有才名，还能凭借诗才游历天下，在各地的雅集上出风头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广东才子黎遂球赴京会试落榜，返乡途中经过扬州，恰逢四方名士雅集于“影园”，以黄牡丹为题征诗，胜者奖励以金杯。黎遂球即席咏牡丹诗十首，力拔头筹，从此被称为“牡丹状元”。这次雅集也成为黎遂球一生中的大事，被传为诗坛佳话。直到清代，还有文人追慕此事，以之为题材作画。

“昔在越江曲，南园抗风轩。群英结诗社，尽是麒麟仙。”元末明初，广东诗人孙、王佐、赵介等五人于南园抗风轩(今广州市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)结社，世称“南园诗社”。五位诗人在此招集名士，相聚酬唱，人称“南园五先生”。其诗作风格雄直，蜚声南粤，影响中原。明中期，欧大任、梁有誉、黎民表等五人于南园故地重开诗社，继承南园遗风，世称“南园后五先生”。崇祯年间，陈子壮、黎遂球、陈子升等十二人再继风雅，被称为“南园十二子”。南园诗社贯穿明代，延续二百余年，对岭南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天启年间，梁元柱因弹劾魏忠贤被削职罢归，他回到广州后邀集旧日好友，与陈子壮、黎遂球等人在光孝寺结诗社，推举“南园十二子”之一的陈子壮为社长。因光孝寺中有诃子树，诗社故名“诃林净社”。诃林净社最重要的一次雅集是在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：当时，袁崇焕被朝廷起用，第二次督师辽东，离别广州之际，粤中名士在光孝寺为他送行。其间赵夫绘图，陈子壮等十九人题诗图后，遂成《肤公雅奏图》以赠别袁崇焕。

■ 《肤公雅奏诗画卷》（局部），明代。“诃林净社”于社员袁崇焕离别广州之际所做题诗图与题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