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毕业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凭证，代表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，但是我这件收藏却代表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知识文化的渴望与追求。”近日，惠民县80后收藏爱好者郑海涛拿出他的一件证书类收藏。

郑海涛手中的这张证书，是一张有些微微发黄的长方形纸张，证照面未填写未使用，落款的日期是20世纪50年代，“识字证书”几个大字表明了这是一张持有人“有文化”的证书。

“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毕业证书一样，只是含金量稍稍低一些。”郑海涛告诉记者，他是一名纸币、证照收藏爱好者，这张证书，是他上初中时，跟随家人逛旧书报市场淘来的。

据了解，新中国成立前，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，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造成文盲很多。新中国成立时，全国人民的文盲率相当高，扫盲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“因为教育的落后，当时绝大多数农民是不识字的，那时老百姓在准备分家、买卖、申请、证明等字据契约时，想到的办法就是必须‘请先生’来解决。一个‘请’字，既包含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期许，也包含了老百姓对学习文化的迫切需求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，扫盲班遍布工厂、农村、部队、街道。”郑海涛介绍说，那个时代还出现过“扫盲毕业证书”“脱盲证书”，都是当事人能认字、不是文盲的凭证。

在查阅资料发现，20世纪50年代不论男女、结婚与否都可以参加，对适龄扫盲却不报名的，工作人员还会做工作，敲锣打鼓地去家里劝说他们参加“扫盲”。经过“扫盲”的学生在文化程度上基本有两种：一是具备简单读写能力，二是获得高小毕业的水平。

资料记载，全国各地的扫盲运动，开始时间并不统一。早一些的1950年就开始了，晚一些的要到1954年开始，这是因为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不一样。很多地区首先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培养一批教师。这些老师经过培训后，知道了怎么备课，怎么讲课，怎么组织动员老百姓上课。虽然老师认真教，老百姓也认真学，但很多农民还是不习惯，晚上学了几个字，白天田间地头一忙活，就全忘记了。

除了在教学上面想办法，很多地方还用各种方式进行检查考核。有些地方，遇到赶集的日子，专门在半路设置检查站，路两旁摆上课桌，上面放上小黑板，黑板上写了很多字，路过的人必须先认字，达到标准才能过去，不然的话就要留下，把字学会了才能走。

走进惠民县档案馆，了解到当地关于扫盲运动的历史。其中，1956年7月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》，县委、县人委发出《联合指示》，指出：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发展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，扫盲工作是至关重要的。为此，县成立扫盲工作领导小组，要求把已入学的68000名学员全部发动起来，在麦收后抓紧时间迅速开学上课，力争完成1万名文盲的扫盲任务。《指示》还对组织领导、思想发动、学校、教师、教学质量等作了具体规定。麦收后，扫盲工作在全县迅速开展起来。另外记载，1960年1月，为深入开展群众业余教育，尽快扫除文盲，县委、县人委组织了由14万人参加的扫盲大会考。尔后，进行了10天的全县规模的扫盲大突击。

“扫盲运动从一开始，就受到了老百姓的积极响应，老百姓加深了对上学识字重要性的认识，也明白了学文化能带来的好处，对后代的教育自然也会更加重视了。”惠民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道。

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印记，不管她以何种方式留存下来，都有那个时代的痕迹，独特而珍贵。在郑海涛看来，这类“识字证书”作为解放初期一个特殊的毕业证书，既反映了过去读书机会的难得和珍贵，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政府为提高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而做出的努力。